以下内容在本书第三版再版审查时被删

4再教育
长乐路169号

傅姨提到的强盗文盲牧师和温州商人(温州是南方一座繁荣的城市,因出产骗子而声名狼藉),让我不由得怀疑那是不是官方认可的教会。

“这教会合法吗?”我问。

“应该不合法。”傅姨摆了摆手,回答了我的问题。

冯叔还有别的想说:“她要再这么一直往教会跑,很快连吃饭都该成问题了。”

我瞥了眼傅姨,她摇摇头,又摆了摆手:“上帝说:‘我给你们的足够。’”

“哈!那就不必回家啦!”冯叔吼道。

我对中国的非法教会了解不多,直到有一个搬到我家隔壁。我们到上海一年后,一个二十出头的金发美国女人租下了隔壁的公寓。和其他邻居一样,她不怎么和人交往,也极少在家。但后来,我开始注意到周五晚上电梯间排起的不寻常的长队。一周其他几天,电梯都静悄悄的,但在那一天却挤满了笑意盈盈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彼此间用英语闲聊着。当电梯到我们这层后,他们一窝蜂拥入邻居的公寓,通常有十几二十人在里面同唱耶稣。

对于莱诺拉和我来说,周五晚上的这段时光变得颇具仪式感: 我们边看着上海的万家灯火边吃晚餐,现场版的福音音乐从隔壁穿过大厅,飘入我们的耳朵。

隔壁的这种教会在中文里被叫做“家庭教会”。到2010年,家庭教会在上海愈发流行,城市年轻白领尤其愿意接受这种形式的传教,他们的职业、教育和教养都填补不了精神上的空虚和道德上的虚浮。他们更愿意加入家庭教会,在一小群同道中找寻信仰。

中国政府一直对外来的宗教抱持审慎的态度,尤其像基督教这样在世界其他地区迅速传播和蔓延的宗教。这部分出于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长期受外国列强欺凌和殖民而滋生的一种情绪,也解释了政府为何会授予唯一由官方批准的新教教会“三自爱国运动”这样的名字。这一运动最早由19世纪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发起,他们希望这个名字给人以基督教“本土化”的印象,以此安抚中国人,让他们相信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外国势力,在控制境内的信仰传播。

傅姨的教会既没得到官方认可,也不属于家庭教会。它是一种地下教会——这种教会组织严密,背后有资金和后勤支持,一间屋子里挤满了教徒。

我和傅姨到那里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在一团漆黑中,她也一下子无法确定楼的位置。最后,我们看到几个目标明确的过路人,便跟着他们走向一栋建设中的六层建筑。楼外,一群工人正在搅拌水泥。他们停下手中的活儿,盯着我这个唯一的外国人看。领头的那个人点亮了手机光源,带着我们穿过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管道、互相堆叠的石膏板和摇摇晃晃的电线。我们爬楼梯上到二层,穿过一组双扇大门,一个敞亮的礼拜厅正在前方等着我们。

“姊妹好!弟兄好!”我们到场后,傅姨和其他人打起了招呼。她抓着我的胳膊,带着我穿过主厅,来到一间放着十几张咖啡厅风格餐桌的狭长餐厅。窗户藏在被钉死的木制百叶窗后面。

教会名为“中心教会”。教会宗旨用棕色汉字写在墙上。每条标语都围绕一个中心词写就: 基督,圣经,爱,合一,门徒,传道,社群,最后是,职业。

我停在最后一个词上。将“职业”作为教会宗旨之一给人以怪异的世俗感。这显然是针对中国年轻的职场人士。在这里,通过教会,他们可以帮助彼此找到工作,建立新的人际网络,晋升上层社会,获得经济成功。教会提供了除家庭和朋友以外的一种“关系”网。

“家庭”并没有作为中心词出现在标语中,它的缺席尤为惹人关注。中国社会教育老一辈奉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我能感觉到,爸妈辈在这里不受欢迎。

“他是和你一道的吗?”一个年轻的戴着眼镜的张姓教会领袖问傅姨。她点了点头。

张的眼中闪过一丝困惑。我同他讲中文,好让他稍稍宽心。我作为这个隐在未完工大楼中秘密教会里的唯一的外国人,引来一些侧目完全在意料之中。但除了张最开始稍稍流露的惊讶之外,其他人并不特别介意晚餐队伍里排着这样一个穿着乡村风格服饰、蹲坐着的女人,身后还拖着个蓝眼睛的外国人,两人正在往不锈钢碗里添装米饭和蘑菇。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年轻还是老迈,各个阶层的人聚在一起,愉快地吃饭、交谈,无暇顾及其他,彼此如家人一般。大家举止文明: 不推搡,不吐痰,也不打断别人的发言。

张对我说,教会在上海还有另外三个分支,在中国其他二十七个城市也都悄悄设立了组织。他还委婉地告诉我,沈牧师(那个文盲强盗)今天没有来。

傅姨的脸一下子垮了下来。“哎呀!我把他的事迹全都告诉这个外国人了!”

“别着急,”张说,“江牧师会带领大家祷告的。他以前是黑帮老大。”

“他也在监狱里把《圣经》统统记下来了?”傅姨满怀希望地问道。

“不完全是。江牧师能读能写。不过他也是在监狱里找到基督的——和沈牧师一样!”

傅姨松了口气。即便我们无法见证一个洗心革面的文盲罪犯进行布道,但显然套路还是一样的。

数十人陆续走回主厅,坐到一排排橙色椅子上。傅姨和我坐在前排。在升起的舞台上,一个头发垂到眼眉的年轻人正在木制十字架下组装一套架子鼓。平板电视上展示着山川风光,一张张照片随着扩音喇叭播放的欢快摇滚乐节奏而不断切换,喇叭从天花板悬吊而下,又响又刺耳。当歌词开始在山脚处滚动时,五个穿着迷你裙的女人走上舞台,开始歌唱。她们年轻而轻盈,身体合着节拍轻轻晃动:

耶稣,来到我心里……向我展示你的爱

会众们站起来,跟着齐声合唱。有些人开始拍手,另一些人把手高高举起。他们本着“南部福音合唱团”的音乐精神,用普通话放声高歌。他们的脑袋统一地上下摆动,一些人甚至紧握双拳,闭眼歌唱。傅姨把我从椅子上拽了起来,随后也加入了合唱的队伍。

我挑了几句屏幕上能理解大意的歌词对了下嘴型,很快,舞台上的那几个歌者就让我分了心,她们开始把身体拗成各种嘻哈舞蹈的造型。两名披着黑色长发的男人突然出现,走到跳舞的女孩边上。一人拿起吉他,另一人拿起低音贝斯,开始调音。他们打开音效放大器,震耳欲聋的噪音把摇滚乐都盖了过去。会众们几乎没有受什么影响,只是把自己的嗓门调得更高了些。

敞开天空……复壮之火将熊熊燃起……

雨点洒落在我们身上……请赐予我们新生!

歌词在耳边回荡。我开始流汗;房间很大,但没有通风。我看了看被锁上的窗户。

中国人的百人大合唱通常能在高歌爱国主义的电视合唱节目里看到,激情饱满的歌唱者用歌声展示他们的爱国热情,这类由政府举办的余兴节目总能让人看得饶有兴致。然而,当我环视四周时,却难以同样的心态来看待眼前的一切: 一个男人低垂着头,紧闭双眼,高举双臂,大声吼唱;一个年轻女人痴痴盯着天花板,眼中噙着泪水;走道另一侧,一个母亲正唱歌给她的宝宝听,而宝宝则对她回以微笑。

没有人做秀,所有的情绪都完全是个人化的。他们在音乐中迷失自我,在放声歌唱中得到心灵的释放。

傅姨用肘碰了碰我。

“来!”她叫道,把她的手覆在我的手上,配合着节奏推着我拍手,“拍手对健康有好处!”我照做了。

年轻的中国基督徒摇滚乐队终于调整好了乐器。傅姨转向我。

“你是怎么找到耶稣的?”她高声问她的新天主教朋友。

“嗯,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还记得。从小到大我都去教堂看弥撒,”我大叫,嘴巴凑到她耳边,想压过电吉他的声音。

“我很早以前就找到耶稣了!我当时怀了孕,”傅姨叫道,“孩子八个月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一段歌词,她停下来跟唱:
主,你是我的指引,是我生活的牧羊人,

穿过丘陵山川,你永在我的身边。
傅姨是在新疆怀孕的。随着她的肚子渐大,冯叔决定让她回上海生产。他们开始长途跋涉,但路途艰险,走到沙漠中央的吐鲁番,傅姨就分娩了。

“是个儿子!早产!”傅姨大声喊道,“我的身体受了太多苦,宝宝也跟着受罪。为了他,我月子都没做就带他回了上海。我这一生啊,都赔给他了!”她再次停下来唱歌。
唤我的名,

你怀着爱选择了我。

许我丰硕,

你的承诺永不改变。
一年后,他们回到新疆。她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中医无法缓解她的痛苦。就在那时,医生告诉她,耶稣能够治愈她。

“她告诉了我关于耶稣的一切!她在自己家中办弥撒。单位的领导发现后,让我停止参加这些仪式。他们说宗教都是胡扯,但我没听他们的。感谢主,让我遇见她!”她叫道。

傅姨闭上眼睛,把手高高举起,整个人沐浴在耶稣的音乐之中。

傅姨从小到大都在忍饥受饿。

她于1949年出生。她家在四川省西部山区的一个小农村,靠着西藏。她读小学三年级时,“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她们家的村子被划成十个集体农社。家家户户都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当地人的自耕地被充公后,重新分配给了几个五百多人的生产大队。对于那些习惯于在山坡地形上开垦耕种私田的村民而言,集体劳作并不那么自然。

更糟的是,村里几乎需要向政府上缴所有收成。不到一年,村子就陷入了粮食短缺的窘境。

傅姨从来不放过任何可以垫饥的东西。不上学的时候,她整日整夜在山里寻找野菜。春天的花季期,她摘树上的花来吃。下方河谷处,有船只停靠在粮仓边上。她学会了原地等待,等待那些在前往仓库的运输途中粗心地割破小麦袋子的拖拉机。傅姨和她的兄弟姐妹会拿着扫帚一路尾随,把散在地上的麦粒扫起来做晚饭。

九岁时,她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村里的农民当时参加了镇里的一个大会,大会期望每个人都对集体主义歌颂一番。但她的父亲,这个固执、耿直的农民,却吐露了心里真实的想法。

“他跟领导说,需要更多的食物。人们都养不活自己了。他们太虚弱,没法再为集体主义出力。”傅姨说。

村民们很尊重傅姨的父亲,但他们不敢公开赞同他的说法。“他为农民们强出头,他们却反过来指责他仇恨共产主义。”

她父亲的名字出现在“阶级敌人、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名单上,张贴在公共食堂。村里开会时,他被迫坐在那类人中间。每天早上,村里的扩音喇叭扯着嗓子宣布一天的工作安排,而他总是被贬到最糟糕的分组,不是好几班连轴转,就是和旧社会的地主及其他“人民公敌”一同倒夜班。

最后,因为过大的工作量和过少的食物,他在田里倒下,去世时三十七岁。

几年后,傅姨听说可以去新疆农场干活。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新疆,但她推测,任何地方都会比她的家乡好。她加入了她兄弟们的行列,踏上北上的漫漫长途。“新疆的空气好多了,”她说,“而且有吃的,食物充裕。水果、蔬菜味道都好,也很便宜。山里的气候干燥凉爽。等我存够钱,我要回那儿过退休生活。新疆真像个天堂。”

过去的新疆甚至比今天的上海更好,她补充道。

那天晚上去教会的路上,傅姨和我谈起了她的新疆退休计划。教会的一个朋友邀请她参加一个投资讲座,收费100元。

“这钱花得值,”她解释道,“是家中英合资企业,公司在股票公开发行前会出售一些原始股份。我的朋友买了几万块,所以我也买了些。”

她总共投了30000元人民币,约合5000美元。“股价现在已经翻了一倍!我随时都能在线查询。1月份,这家公司就会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等它上了市,我就能挣到50万。”她把手搭在我肩膀上说,“你也该投资一些!”

我想了一下。傅姨是怎么攒到5000美元的?那得卖多少葱油饼啊!她又是怎么“在线”查询她的股份的?她根本买不起电脑,也没有智能手机。她为什么要拉我一起投资?在我报道中国经济时,曾听说过一些类似的融资骗局,以老人为主要目标。我小心地掂量着回答。

“你不担心这可能是个骗局?”我问。

傅姨笑了。“绝对不可能!他们告诉我这是零风险投资。下周你也来参加我们的投资会议吧!”她弯下脑袋,透过眼镜顶端直直盯着我看,“你不该放弃任何赚钱的机会。”

随后,她爬上了通往中心教会的楼梯。

江牧师的整张脸堆满了笑。这种咧开嘴的笑法把他的脸颊推得老高,眼睛眯成一线,只留一对眉毛呈倒V形挂在上面。“今天,我们将一起探索感恩的意义。”江牧师用洪亮的声音宣布。

我们已经整整唱了一个小时,中心教会的会众们终于坐回橙色塑料椅上聆听夜间布道。他们身体前倾,一个个伸长了脖子,想要一睹这位前黑帮头子的风采。

确实,江牧师怎么看怎么像黑帮头子。一件黑色的塑胶外套反射着头顶的光,紧紧贴在他厚实的身板上。左手袖管被束在劳力士表下,只要逮到机会他就会晃动这一财富的象征。头发剪得寸短,紧紧贴着足球大小、不时前后晃动的脑袋上。他五十来岁。

“感恩证明你们经历过与上帝同在,”他开始布道,把手臂高高举起,他的劳力士闪闪发光,“让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为我们建立了这个中心教会……”

会众们举起手臂,在每处停顿时齐声“阿门”,使江牧师得以从容不迫进行他的布道。

“感恩很重要!感恩让我们做好了为上帝献身的准备!”他喊道。

江牧师告诉我们他有许多事要感恩。他说他天生就是罪人,是一位政府地方官员的犯了罪的儿子。

大伙儿笑了,纷纷点头。在台下不少人心中,有些地方官员比罪犯更坏。江牧师说他父亲动用“关系”把他弄出了监狱,但后来他的罪行愈发严重,连父亲也保不住他。他因抢劫和袭击罪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我爸就在那时,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他大叫,“他是在哪儿安度晚年的?精神病院!”

“哎呀!”傅姨听到这里不由得摇了摇头,叫出声来。

江牧师往后仰了仰头,把麦克风抬到嘴边。“那时候,我唯一的上帝就是人民币!”他喊着,在提到货币名时刻意放缓了语速。

台下一片哄堂大笑。江牧师也一块儿笑了起来,眉毛向上拱成了M型。他的布道充斥着中国动作大片的各种元素: 罪行累累的罪犯,腐败但有权势的父亲,监狱生活,还有精神病院。观众们听得津津有味。

“感恩这两个字有什么共同点?”江牧师向会众提问,一边用手描画着两个字: 感恩。

大家异口同声道:“心!心!心!”

“现在——如果你能控制你的心,请举起手!”

四只手举了起来。

“真的吗?这里真有人做得到吗?”江牧师问道,他和那四个勇敢的灵魂目光相交。那些人怯怯地把手缩了下去。

“是的,没错,”江牧师咧嘴笑了,“人人有心,但没人能控制它。”他的语速非常缓慢:“跟着我重复!我拥有一切,但我无法掌控任何事!”

“我拥有一切,但我无法掌控任何事!”

在中国社会,父母为他们成年的孩子决策人生,学生被教导永远不要质疑老师,领导用铁腕管理下属——在这样的社会,这类无能为力的感受常常能直指人心。

“我们的父母连自己的人生都无法掌控!”江牧师高声喊,“我的父亲是当官的!天大的笑话!就算是他也没权利管我!”

会众们笑了起来。江牧师深吸了口气,全身心地投入他的布道。

“但上帝控制了我的舌头!阿门!”

“阿门!”

“他赐予我智慧和口才!阿门!”

“阿门!”

“我意识到《圣经》超越了一切知识!阿门!”

“阿门!”

每一次齐声高喊如急速迸发的欢呼,他挥舞拳头加以配合。每一声“阿门”都为他注入能量,他把嗓音越放越大作为对观众的回应。

“它由圣灵写就!阿门!”

“阿门!”

“你们都被上帝塑造,被上帝启示,被上帝保佑!阿门!”

“阿门!”

“我们必须感恩上帝!阿门!”

“阿门!”

江牧师的拳头定格在空中,身体一动不动地站着,脑袋随着每一次的呼吸上下起伏。他忽然突兀地收回摆好的姿势,抿了口水。我环顾大厅四周。所有人都坐在椅子边缘,不断往上探着身体。傅姨用肘碰了碰我。“他是不是很棒?”她问,双手抱膝,眼睛紧紧盯着牧师。

江牧师可能已经做了几十甚至几百次类似的布道。他能够不断精益求精,甚至掐准每个笑话的时机。他黑暗而叛逆的过去尤为令人着迷。中国人常常谈论黑社会,这些犯罪分子风靡大众,因为他们代表了政府以外的权力,但很少有人在现实生活中遇见过真正的黑社会大佬。江牧师有关政府官员的笑话也正中人心,台下的人可以借机取笑那些看不起他们信仰的腐败官员。他演讲时节奏分明,一呼一应,令人难以抗拒。死记硬背,不断重复,再配合直言不讳的讲演,是中国任何一个课堂上屡试不爽的教学要义。对于傅姨和其他有着相同经历的老一辈而言,这种风格也唤起了他们脑海中1960年代政治集会的记忆——成千上万红卫兵尖声高叫“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不断重复一个句子,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催眠的效果。那个夜晚,如果说有什么(无论是凡人还是神)在会众身上施加了绝对的掌控,那一定是江牧师。

“教会的创立是来自上帝的礼物!阿门!”

“阿门!”

“教会的创立意味着迷失的灵魂得到拯救!阿门!”

“阿门!”

“而创立一个教会需要资金!”江牧师喊道,在结尾处的语气尤为抑扬顿挫。

他停下来,让教徒们有时间充分领会这句话的含义。他用手帕抹了抹额头。

啊哈!果不其然,我默想着。我转头看了看傅姨,她全部的注意力都被江牧师吸引住了。

“钱从哪里来呢?”他问,环视大厅,寻找答案。

那天晚上,头一次,大厅陷入了静默。

“它来自上帝!”他大喝,“不要觉得这是你的钱。也许你认为钱是你赚的,所以属于你,其实不然。它是上帝的恩赐!是上帝创造了你,所以你拥有的一切都属于他。”

我环顾四周,扫视会众们的脸。他们还能跟上江牧师的逻辑吗?在这里的大多数都是第一代可以自力更生赚钱的中国人。告诉他们,他们所赚取的并不属于自己,这在我看来是一种对他们信仰的冒险考验。今晚,即便有人在心中质疑江牧师的逻辑,也并没有人表现出来——所有人的目光依然紧紧锁在他身上。我悄悄从口袋里取出手机查看时间。江牧师恰好花了一个小时才绕到他想说的重点。整整一个小时,他精心设计并抛出一个个微妙的点,比如一个不错的笑话,或者一些和台下人群的共鸣。紧接着,他在《圣经》中挖出一些支持他观点的片段加以高声朗读。他用诸如“感恩的心”“接受额外的慈悲”以及“感恩上帝的意义”等词句粉饰他想传达的信息。一个小时后,面前的观众变得非常乐意重复他所说的,或是给予他非常正面的反馈。任务达成。是时候转换调调,把所有润色和粉饰从那些委婉的表达中一点点剥离干净。最终,像中国的大多数事情一样,布道终究还是回到了“人民币”这三个字上。

“我们为什么要奉献?”江牧师问,“也许你们一直在谈论什一法则,也许没有。这是个敏感话题。但它是最好的法则,神圣的法则,开启了通往天堂的大门。”

我转向傅姨。她还没来得及对我耳语,江牧师就插话进来。

“今天的教会往往偏离上帝的法则行事,但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的。哪条法则?”

“什一法则!”会众回答。

自1990年代起,我一直在中国的乡村和城市居住和工作。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从来没亲眼见过有中国人像这群人一样心甘情愿地舍弃自己的财产。

“无论你是老板还是打工仔,如果你得到10元,只能从中拿走9元。剩下的那1元必须交给我们的上帝。阿门!”

“阿门!”

作为天主教徒,我熟知什一税欧洲基督教教会向居民征收的一种宗教税,这种捐税要求信徒捐纳本人收入的十分之一供宗教事业之用。——译者传统,但即便对于教会而言,它都是条微妙的潜规则。我从来没有听谁如此精细地描述它的规则,也没有听过任何一场专门以它为主题的布道。在我童年时期的教会,弥撒结束后,篮子会悄悄在教众之间传递,用来收集大家的捐款,但没有一个教父敢指定捐赠的数额,一切尽己所能。很显然,江牧师认为中国的基督徒需要明确的指令,甚至为了保险起见,他还封上了威胁之印。

“跟着我重复: 偷窃!”

“偷窃!”会众齐声回应。

“偷窃的本意是截留了(也就是偷走了)你本该奉献的那十分之一。你们知道吗?”江牧师挥了挥手,问大家。

“《圣经》上说,如果你偷窃,诅咒将落在何处?”他明显地顿了下。

“落在你身上!诅咒将落在你的身上!跟我重复:‘落在你身上!’”

“落在你身上!”

“什么样的诅咒?”

观众交头接耳,不确定该如何回答。江牧师把他的“羊群”引到了全然未知的领域。傅姨看向我,向我寻求帮助。但我帮不上什么。

“你会得病!”他唾沫横飞,“我曾在洛阳见过一个深爱着上帝的姊妹。她生病了。我带她问了很多诊,看了很多医生,但一直没有好转。我开始怀疑她是否上缴过那十分之一的奉献。她的同事们证实了我的预感。”江牧师停下来,扫视在他面前聚集的一张张面孔。

“我回去告诉她:‘是上帝诅咒你得病!’”江牧师尖叫。

会众间再次爆发出窃窃私语。他继续道:“我把今天对你们所说的话告诉了她!‘如果你面向上帝,上帝也会面向于你!’她开始供奉她的十分之一。最后一次我见她时,她已经痊愈了!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

傅姨点点头,认同了那位洛阳患病姊妹的遭遇。我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江牧师曾是黑帮头子,蹲过监狱,是地方官员的浪荡儿子,如今摇身一变,竟成了奇迹般治愈他人的治疗师。这一教会已经扩展到全国二十七个城市,又有多少像江牧师一样的人站在台上,巧舌如簧?

江牧师又擦了擦额头。劳力士随着身体的移动闪现微光,夹克的乙烯基面料则一直在舞台上泛着冷光。他觉察到眼前是一片沃土。

“跟我念: 得救而获得新生的人必须奉献他收入的十分之一。”

观众齐呼这句句子,作为对他的回应。

“如果你不奉献,如何证明自己是基督徒?又如何证明你爱上帝?”

男女们重复他的话语。

“如果你不把你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那么你就是在偷窃上帝!”他尖声喊叫,把两只手举过会众们的头顶。指控回荡在洞穴状的大厅中。

没有人再说一句。

几天后,我路过冯叔的小店,要了个葱油饼。当时正值下午4点30分,法国梧桐上悬挂的红色发光彩球掩在冬天厚重的雾气后,影影绰绰。我询问傅姨对江牧师布道的看法。